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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侨胞：中共二十大谋划未来 中国发展将更好地惠及世界******
(中共二十大·声音)海外侨胞：中共二十大谋划未来 中国发展将更好地惠及世界
中新社北京10月17日电 题：海外侨胞：中共二十大谋划未来 中国发展将更好地惠及世界
中新社记者 吴侃 门睿
中共二十大16日在北京开幕。海外侨胞受访时表示，对中国的发展成就深感自豪，坚信中国发展将更好地惠及世界。
10月16日，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开幕。 中新社记者 盛佳鹏 摄指明方向擘画蓝图
俄罗斯华侨华人联合总会会长虞安林说，中共二十大报告回顾了中国过去五年的工作和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科学谋划了未来五年乃至更长时期中国发展的目标任务和大政方针，激励着海内外中华儿女汇聚奋发奋进的正能量，形成同心共圆中国梦的强大合力。
“加强和改进侨务工作，形成共同致力民族复兴的强大力量。”报告中涉及侨务工作的表述让肯尼亚华侨华人联合会会长高玮深有感触，“这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侨务工作和华侨华人的重视，近年来中国侨务工作及为侨服务的理念与时俱进，期待相关部门未来出台更多惠侨举措，为侨胞提供更多便利和保障。”
埃及华人华侨协会暨埃及开罗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付金丽表示，“海外侨胞为中国的发展成就感到欣喜，相信在中共二十大制定的蓝图引领下，中国经济将在高质量发展道路上不断书写新篇章，为世界经济复苏提供强大动能。”
“过去十年间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了历史性成就，海外侨胞与有荣焉。”博茨瓦纳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南庚戌尤其关注中国在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中国创造了减贫治理的中国样本，为非洲国家的减贫事业提供了有益借鉴”。
中国发展惠及世界
“报告为中国未来擘画蓝图，既描绘了中国发展，也汇聚着世界机遇。”日中韩经济贸易文化交流联合总会会长李长作表示，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中国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等将继续在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
法国《欧洲时报》采访中心主任黄冠杰表示，报告向世界清晰展示了中国未来发展的蓝图，既让中国人民意气风发有奔头，也让世界看到中国致力于推动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决心，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也为解决复杂多变国际局势中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开辟了新思路。
澳大利亚悉尼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王然表示，从统筹推进21个自贸试验区到建设海南自贸港，从颁布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到《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生效，近年来中国形成了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对外开放格局，相信未来中国开放的大门会越开越大，中国发展将更好地惠及世界各国人民。
10月16日，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开幕。 中新社记者 毛建军 摄汇聚侨力继续“搭桥”
报告指出，“动员全体中华儿女围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一起来想、一起来干。”德国纽伦堡中文学校校长李立说，华侨华人作为全体中华儿女的一部分，应继续发挥独特优势，为助推中外文明交流互鉴贡献力量。
欧洲华商联合会执行会长戴志广表示，“报告提及共建‘一带一路’成为深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和国际合作平台。意大利是首个正式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七国集团国家，旅意侨胞将充分整合技术和管理资源，继续助推‘一带一路’建设。”
美国《美中报导》社长江维表示，海外华文媒体将继续创新话语方式，完善全媒体矩阵，接轨主流社会，让海外民众认识一个更加全面真实的中国，感受丰富包容的中华文化。
英国中华艺术中心主任毛埴鋮表示，“报告谈到‘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华侨华人可以从东西方文化契合点出发，探索‘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化传播之路，通过能够唤起海外受众共鸣的艺术形式，助力中华文化海外传播。”(完)
东西问·人物丨杨念群：贯通性地理解这片土地和这个民族****** 中新社北京12月17日电 题：杨念群：贯通性地理解这片土地和这个民族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 徐鹏远  在一些学界同仁的称呼中，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杨念群有时会被唤作“杨公子”。 这一雅号源于其名望显赫的家世。他的父亲是石化领域的知名专家，母亲是北大地理学教授；祖父杨公庶是留德化学博士，曾跟随张治中参与过国共和谈，祖母乐曼雍是同仁堂乐氏家族的三小姐；外公吴鲁强是麻省理工的化学博士，外婆梁思庄是著名图书馆学家。倘若把家族的范围再扩大一点，钱锺书和杨绛的外甥女是他的大伯母，梁思成、林徽因是他的舅公舅婆……当然族谱中最闪耀的两个名字，无疑还是他的曾祖杨度和曾外祖梁启超。 杨念群有意与先人拉开距离，不过，家族基因有时还是会在他身上流露出些许痕迹。他自幼不缺书读，不仅祖父有藏书，周围的邻居都是大学者，每家的书房都是他的阅览室。在漫无边际的阅读中，他不知不觉地培养起了对文史的嗜好。而在治学路径的自我构建上，杨念群的“野心”更是颇有杨、梁的气魄。他想展现出一个全景式的中国历史，贯通性地理解这片土地和这个民族的前世今生、悲喜命运。  杨念群。受访者供图重建一种“眼光向上”的视角 中国新闻周刊：先请你介绍一下《“天命”如何转移：清朝“大一统”观的形成与实践》这部新作品的缘起。 杨念群：以往二十年，大家都在谈论西方社会科学方法对中国研究的支配性作用，以及社会科学如何本土化的问题。但我认为，社会科学方法既然来自西方，就很难在中国本土化。如果要摆脱学界“言必称希腊”的困境，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在中国历史内部重新发现一些传统遗留下来的概念，加以重新解读，激活其中所隐藏的价值。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需要反思近些年“概念史”兴起的意义。概念史方法给我的启发是，能不能在中国经典文本中发掘一些本来习以为常的概念，把它放在历史脉络里重新解释。比如“大一统”，一般人可能仅仅把它的内涵单纯理解为疆域广大、人口众多，但实际上这是传统政治表述体系中最关键的概念，与许多其他概念密切相关，不能割裂开来单独理解。 中国古代强调历史处于不断循环之中，受近代西方思想影响，我们总是批判这种循环论是一种保守落后的思维方式，却没有认真反思为什么中国人会这样思考问题。其实古人讲循环，不是简单地主张回到过去，而是希望以历史经验为根据，寻找突破现实困境的路径。 另外，这本书还出于对史学界研究现状的思考。20世纪90年代以来，史学界掀起了一股追求“眼光向下”的热潮，突出底层民众生活与价值观的重要性。社会史倡导下的乡村基层研究迅速成为主流，原本在历史研究版图中占优势地位的政治史反而被边缘化了。因此，我更关心上层政治思维的形成过程。我试图重建一种“眼光向上”的视角，回到上层制度和执行者的层面去理解中国政治的运作逻辑。  《“天命”如何转移：清朝“大一统”观的形成与实践》中国新闻周刊：近二十年左右，“何为中国”似乎成为中国史学界的一个重要话题。你的这本书算是这个大的潮流里的一个产物吗？或者说是对学界关于“何为中国”问题讨论的某种回应？ 杨念群：当然可归于“何为中国”这个话题范围之内，但在具体内容上并不限于对“中国”问题的讨论，而是想尽量有所区别。 我一直认为，“中国”这个概念可以作为一个重要的问题出发点。但历史上“中国”内涵不断发生变动，不太容易清晰地加以界定。我们现在把它当作一个讨论对象，常常是建立在“中国”已经成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基础之上的，然后再从此往前推导，好像古人也在热衷于频繁使用这个概念。其实对“中国”的使用，历朝历代均不相同。 比如宋明士人使用“中国”的频率相对高一些，因为有利于和辽金元这些非华夏族群做对比，彰显汉人文化的优势。但清朝相对就不太喜欢用。 近些年学界也兴起了“从周边看中国”的热潮，主张从邻近国家和东亚视角描述定位“中国”。这个角度确实有它的价值和贡献，但我感到困惑的是，只从外部看“中国”，并不意味着能取代对中国内部核心历史的认识。因此，我还是主张从内部视角去观察“中国”观念的演变，但不应局限于对“中国”本身的理解，而是应该把“中国”和其他概念关联起来进行考察。  2022年12月，黄河壶口瀑布。吕桂明摄中国新闻周刊：这本书的前言中你提出了一个问题，“清代‘大一统’观念不但营造出清朝上层政治秩序和地方治理模式，而且也形塑着中国人的日常心理状态。这种影响虽然经过晚清革命的强烈冲击，却至今犹存不灭。令人深思的是，为什么只有‘大一统’具有如此超强的制度、身体和心理规训能力？而其他的思想观念却没有或者只具备相对孱弱的规范力？”这个问题你有答案吗？ 杨念群：第一，中国历史传统自古就特别强调礼仪秩序的核心规范作用，每个人都是这个完整秩序的组成部分，“个人”必须融入一个统一的组织框架里才能受到保护，获得某种安全感，“个人”价值只有源自集体行为的逻辑才能展现出价值，这就为“大一统”观念提供了一个基本制度前提。第二，中国古代王朝通过对疆域的扩张和维护，建立起了对世界的想象。“大一统”就是为这个想象如何落地为实践过程而设计的一套观念，包括理论与行动两个层次的表述和实实在在的操作程序。当然，除了“大一统”外，其他概念可能也在发挥着各自的作用。比如“天下”也是被频繁使用的一个概念，但它更像是一个理想设计方案，或者接近一个哲学理念，至于到底怎么落实，始终众说纷纭，语焉不详。第三，古代“大一统”观从形式上具有开疆拓土的征服气象，清朝的“大一统”观及其实践又创造出了“多民族共同体”的新面相，完全区别于以往王朝对民族关系的认识。当近代中国面临外来侵略时，“大一统”观很容易与现代民族主义结合在一起，成为抵御外侮的思想来源和动力。  游客在北京参观故宫博物院。杜建坡 摄更关注中国历史上政治运行的特征 中国新闻周刊：你所涉及的历史和主题、研究方法都是不一样的。这似乎是你的一个特点，你的学术轨迹和研究领域通常很难被归类。很多学者都会多向地延伸自己的研究触角，但总有一个贯穿的学术抱负或者所谓的“母题”。你的“母题”是什么？ 杨念群：我理解你说的“母题”的意思是，当观察某个对象时始终会指向一个中心目标。如果说有什么“母题”的话，那就是我更关注中国历史上政治运行的特征，总是尝试把各种历史现象放到一个政治脉络里面去思考。说得更直接一点，我始终关心的是中国人是怎么成为“政治动物”的。 中国人自古就好讲政治，甚至史书都是为了表达某种政治意图而撰写，一切社会或文化现象也都围绕政治过程展开。即使我们做社会史文化史研究，也要考虑其背后的政治目的到底是什么，而不能把它们切割开来单独观察。目前的历史研究总是人为地划分出“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等类别，明显是受到社会科学专门化训练的影响，其实古人不是这么观察历史的，中国古人基本上把历史现象一律当作一种广义的“政治”行为。至少“政治”作为“母题”，具有聚拢其他“主题”的典范作用。表现方式也是有“实”有“虚”，“实”的方面指的是那些具体采取的行动，“虚”的方面是一些隐喻式的表达。 真正要了解中国历史的走势，不能把什么都看得太实，应该发挥想象力，更要重视那些看起来比较“虚”的部分。从某种角度说，历史是人的主观性表现，如果都做成考据那种太实的东西，也许只能揭示历史的表层现象，却展现不出深层结构。研究历史可以运用不同方法，从各个角度多向展开，但要想确定一个“母题”，就必须适当拉长时间，目光不能总是盯着一个点或一个时期，而是要寻找不同时段的历史如何连贯创造出的一个或数个主题，然后提供一个合理解释。对历史贯通性的理解是把握研究“母题”的一个基本要求。(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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